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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　但是，随着福利国家理念的兴起和实践，行政对社会需求的回应性已成为一项核心的期待目标

但是，随着福利国家理念的兴起和实践，行政对社会需求的回应性已成为一项核心的期待目标

依法治国方略的实施，不仅要通过立法和制度完善形成科学合理的中央与地方关系，更要加强法治文化建设，形成一种基于法律并严格遵守法律的社会氛围。地方政府对不专属于任何其他政府也不完全排除地方政府权能的任何事项，应有自主管理的一般性权利，且地方政府的基本职能及改变这些职能的程序应由宪法或法律规定之。

因此，中央与地方之间不仅存在单向的中央对地方的监督控制和指导、帮助关系，而且也存在地方对中央的影响和对中央决策的参与关系。8但也不尽然，有的国家，如意大利、法国是单一制国家，其宪法也规定了地方分权。但不同国家结构的中央与地方权限划分不同。（三）法院：国家的抑或地方的？长期以来，在司法实践活动中存在审判权、检察权地方化、行政化倾向，使得地方各级法院、检察院在行使国家权力过程中受到地方因素的不当影响、干预，司法公正难以实现，司法权威没有真正树立。在1982年《宪法》起草过程中，一些宪法修改委员会秘书处成员提出两院制的制度设计，建议名称上采用地方院和社会院的提法，但后来的工作进程表明，两院制方案没有被采纳。

其二，这些地理区域的居民在一定程度上直接或参与处理当地的事务。（二）构建中央与地方关系的法治文化法治文化是相对于人治文化而言的一种现代文化体系。至于民国初年立宪的失败则是汉人内部共和政治不成熟的结果

近十余年来，美国宪法学空前崛起，美国宪法的判例法体系成为中国宪法学研究和批评的主要依据，基本权利体系的逐一研究和本土印证成为法学论文最集中的领域，但对于中国宪法的文本结构、政治原则、宪法惯例、基本制度缺乏缺乏有效的科学解释和论证，甚至以理想（意识形态）替代实在的宪法规范将中国宪法腰斩为适合宪法司法化的瘦身尺度。当然，我认为主体性是当下法律转型最为关键的目标，超主体性的终极理想应当心怀于内，目前阶段还不宜过分张扬——因为毫无疑问，改革三十年以至于1840年以来的170年所提供的近代经验及其实践进程并未完结，中国经验还需要在尊古和研西的后续进程中更加成熟和具有普遍性质。为何要如此痛苦地坚持和创造？因为我们曾经是一个伟大的民族，因为我们要成为有益于人类的伟大民族。这种自由规范主义的进路无法完整有效地解释中国宪法的基本现象，也就不可能提出具有合理性和竞争力的宪法实施或修正方案。

至于民国初年立宪的失败则是汉人内部共和政治不成熟的结果。但也有两个运用科学理性修正中国宪法学研究的例外，如强世功基于宪法社会学路径提出中国宪法的不成文宪法说，包容党章，识别三位一体的国家主席制，这些作为科学对象并且未必违反中国宪法规范的政治事实在规范宪法学那里是缺失的。

废除了领事裁判权但并未废除作为领事裁判权基础的西方法律优越论（这种优越感预设了西方法律及其理论并非一种需要在科学意义上对待的现代法律资源，而是一种后发国家的高级法规范），后者甚至在更深广的层次上冲击并型塑着非西方国家具有主权内涵的现代法律建构，中国法学的当下困境是其影响之一。二、对近代法学史聚讼问题的澄清 支振锋博士的研究中触及了大量的近代法学史的聚讼问题，我这里只略谈两个。我觉得应该宽容蒋庆，他做的是一统的主体性建构，尽管还难以获得认同，尽管其匆匆地制度化遭致了严谨现代学理的大肆批驳，但中国法学之复兴不可缺省这一基础性环节。改革时代的法治建设体现了一种政治工程学的思维，法治政府/中国特色法律体系都是按照政治工程招投标的方式提出、展开、推进和完成的，这是一种计划型的法治，而不是社会自发型或民主约束型的法治，法学家如何寻找自己的角色？此外就是法治失衡与国家构建之间的张力问题。

这主要体现在对未来中国法学的目标群的设定与方法论的反思之上。这种参差不齐的试验型法治是否是唯科学主义的滥用？还是科学理性的合理运用，包含了一定的政治智慧？法学家更多习惯于形式主义的判断，从而可能脱离了中国政法改革的推进法则，忽略了丰富的政治宪法内涵。富强—自由的法律现代化路径饱含着后发国家的政治理性。此外，中国法制史应成为具有创造性转化功能的中国古典法学，但现实基础不容乐观——时运不济，人才奇缺，法学家国学功底普遍孱弱，甚至整体性地弱于民国法律学人，可归根于法律教育乃至于基础教育的问题。

三、关于法学研究中科学理性的运用问题支振锋博士反复批评中国近代法制变革困境的思想史根源在于唯科学主义，这自然是颇有见地的。中国法学的精神自觉应汇入中国成为世界历史主体并具有重要甚至主要代表性的潮流之中。

一、对支振锋博士近代法学史研究的总体评价 从支振锋博士提供评阅的两篇论文、一篇书稿和一份简要的讨论提纲来看，我有以下的总体看法：（1）资料翔实，论述全面，较为完整地反映了中国近代170年的法律现代化过程及其基本特点，尤其是工具主义倾向和无主体性的特点。法理学领域对文本和思想史的研究一般强于部门法学，比如公法学尤其是宪法学领域大部分研究者的文本功夫或思想史功夫很不过关，这在基础理论层面上对中国法学主体性的确立造成了负面影响。

逊位诏书则是排除性质的宪制建构，所接纳的共和实在是美国式的民主共和（其中没有君主）而非英国式的君主共和。首先是中国的宪法学研究无视中国的政治宪法，难称科学。谨慎地运用社会科学的方法弥补法学的贫乏或幼稚已经成为部分学者的学术努力。当然，今日之伟大必须是理性化并包容人类多元普适价值的伟大，而不是一种致命的自负并包含非理性扩张欲望的伟大。这显然是对英国光荣革命的比附。如何教育储备人才并展开典范性研究，是一个大问题。

晚清政府及民国政府基于该种原因发动法律现代化，表明对西方法律原则的无知或无奈。临时受邀参加人大法学院的这一论坛着实有些诚惶诚恐，因为自己的专业和学力都还不足以支撑对如此宏大之理论命题的评议。

这种目标群的设定体现了越是中国的，就越是世界的，因为中国包含了最完整的世界要素及其变化的可能性，这是一种历史命运。缺乏代议制和司法独立的历史传统，妥协不具有制度基础。

总之，支振锋博士的这一研究跟从并坚定地宣称中国法学的主体性回归，其抽丝剥茧般的考据和对中国法学西化前景的深刻怀疑代表了70后法律学人的理性自觉。有人认为是部族政权的原因，是大清的自私。

[本文源自作者在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现代性与中国法的发生系列学术工作坊之中国法学的理论困境与反思研讨会（2011.4.15）上的发言，经整理而成。再看作为主要动力之一的变法自强，这在非西方文明的现代法律转型过程中具有显然的历史正当性，甚至日本当初也具有类似的意图，这是非西方文明遭遇现代西方挑战的普遍性反应。这种思路受到甘阳和潘维的混合影响，但又有作者自身基于法学立场的独特思考，其概括性更加完整与丰满，也因此在理论上凸显出更大的张力。这确实是问题导向的政治试验，地方成为法治试验场，中央的立法者是买家。

总体而言，支振锋博士所展示出来的中国法学的改进框架是具有合理性的，也符合时代的要求，确立了正确的方向，但其研究展开与制度实践的历程将会是无比艰辛的，因为我们需要考虑的思想性和制度性要素甚至要远远超过西方同行，我们实在用法学的理性知识处理一个更加复杂的政治存在，这只能是一种寓于巨大不确定性之中的创造性前景。从方法论来看，支振锋模式明确主张问题导向，这基于他对中国法学文本—思想史—问题的方法论结构的批判性思考。

这是经济特区模式向政治、法治领域的扩散，是中国的政治宪法学问题，法学理论和法学家如何应对？联系贺卫方2011年4月12日致重庆律师界的公开信，指责重庆模式的反法治倾向，但湖南却很少被法学家指责，吊诡的是一年多以前曾出现过湖南的原告到重庆法院要求主持公道的事例，重庆却以不干涉湖南内政惋拒。其次是中国法学研究如何应对政治试验型的政治社会？支振锋博士有个疑问，即改革时代没有法律的保护？这是改革宪法的现象，政策或试验法则对新生制度或权利提供了保护。

但我觉得文本和思想史的研究并不及格，也还需要加强。支振锋博士来自社科院法学所，现在是法理学界的新秀，最近两三年关于中国近代法学史的研究渐然接续了更为厚重的中国法学向何处去的时髦而经典的论题，并为此提供了相对严整的学术史和思想史的支撑，在法学传统研究的规范逻辑之外渐然显出重新理解自身所在传统与历史的强烈的历史逻辑。

作者系北京大学法学院博士生，北京大学公众参与研究与支持中心研究员，评论文献来自支振峰博士的以下研究成果：知识之学与思想之学——近世中国法理学研究省思，载《政法论坛》2009年第1期。但这里还是有着关键性的区别，以至于诏书性质与价值可能更多地应该放置于民族革命而非光荣妥协的框架中予以解读。法律多元性或差异性的空间并列关系被强权扭曲为文明/野蛮的时间进化关系并获得制度化。没有主体性，就永远只是学习，而没有对话。

这在新法学的建构过程中显然需要从科学理性的角度予以关照。文本研究和思想史研究仍然是国内法学研究的一个重要但有缺陷的领域，我们对属于西学的西方法学的精神性线索并不精熟。

新法学应基于科学理性之态度在社会科学意义上精确描述和界定中国宪法的真问题，在宪法学原理的意义上完成中国宪法的原则论证（类似19世纪末戴雪对英国不成文宪法的操作）。从目标群来看，作者设定为张四维和通三统。

就晚清而言，真正的光荣革命应该是容纳满清君主制因素的立宪框架，是一种妥协与包容的宪制革命。在纯粹的思想游戏中，支振锋博士对中国法学的描述和规划需要经历如下四个阶段或四重境界的精神跃迁，即从无主体性到主体性到主体间性到超主体性。